1907年留学生殿试专业的股票配资一览表，这是参试考生拍的，可能是殿试唯一的影像了。考生拎着装有笔墨纸砚的考篮，正从中和殿后面，奔保和殿而去。
今年高考接近尾声，弥漫全城的紧张氛围即将解除。不过，“考试”可算是中国除了四大发明外的第五大发明，为国求贤的仪式持续千年，已经融进城市肌理。
科举时代，举子们的赶考动线由“会馆-国子监-贡院”组成。来自全国的数万名考生，先到会馆落脚，再拐入成贤街，怀着朝圣般的心情，在孔庙的进士题名碑前默默祈祷，随后走向贡院那令人望而生畏的“龙门”。
湖广会馆设立的初衷，就是招待湖南、湖北进京参加会试的举子。在交通不便、食宿难寻的年代，这里是两湖学子的“京城根据地”，不仅提供免费食宿，也是“学而优则仕”的社交场所。
作为儒生，孔庙自然要去拜一拜的。孔庙是元、明、清三代皇家祭祀孔子的核心场所，国子监是当时全国的最高学府，两者相邻而建，遵循“左庙右学”的古制，共同构成了古代中国的“文脉心脏”。
让考生们心生敬畏的，是孔庙院内的198通进士题名碑。这些石碑从元代一直延续到清末，镌刻着元、明、清三代各科进士的姓名、籍贯和名次，总计51624人。历史人物的名字清晰可辨，这石碑无异于一套“卷王励志教材”。
怀揣梦想，走进建国门附近的贡院，这里的气氛却犹如炼狱。
高达丈许的围墙，墙头上布满了防止作弊的荆棘，“明远楼”作为考场的“制高点”，监视着考场内的一举一动。
一排排低矮狭窄的号舍，每间约1.4平方米，仅能容一人端坐。考试期间，考生要在这狭小的空间里待上三天两夜，白天伏案答题，晚上蜷曲而卧，吃喝拉撒全在里面。贡院的号舍一度多达1.6万间，密密麻麻，犹如“蜂房”一般，十足的压迫感。
1900年的庚子国变，毁了顺天贡院，以至于1904年的全国会试，不得不改在河南开封举行，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会试。
末代状元刘春霖在保和殿被钦点，他的荣耀成了科举制度的绝响，他本人也被称为“第一人中最后人”。
秀才们从八股文里抬起头，惊觉自己的学问转眼就过时了。对于新学，民国教育部还没有能力组织全国性的统一考试，“高校自主招生”就成了时代的“必然选择”。
从1912年到1937年这二十多年间，北平作为全国的教育中心，依旧学子云集。这其中，北大、清华、燕京、辅仁“四大名校”，构成了当时高等教育的“第一梯队”。在自主招生的赛场上，他们也展开了一场关于“选材”的对决。
北大是最早“不看分数，只重才华”的学校。1917年，胡适在一份国文试卷上看到了一篇极为出色的作文，当即给出了满分，可当校委们调出这份考生的完整成绩单时，却发现数学是零分，其他各科成绩也不出众。最后，蔡元培支持了胡适，破格录取。这位考生就是罗家伦，11年后，年仅31岁的他，成了清华大学的校长。
在命题上，北大风格也极鲜明，如“蒋介石对日不抵抗，宋子文在欧美大借款，试述其事实而评论之”。其他科目也是“大题为主”，不考死记硬背，只关注考生是否具备“分析问题、解决问题”的底层能力。
清华的招生理念，带有强烈的“学者治校”色彩，每个科目的命题人，都是当时国内该领域最顶尖的学术大师。最能体现这一特色的，是国学大师陈寅恪。1932年，他破天荒地增加了一道“对对子”的题型，两个上联：一个是“孙行者”，另一个是“少小离家老大回”。
在近千名考生中，只有三位考生勉强对出了符合要求的下联，分别是“胡适之”“祖冲之”和“韩退之”，而“王引之”才是陈寅恪心中的标准答案。
燕京大学是标准的“精英教育”，其招生标准，也是美国藤校作派。除了常规科目，学校还加试了一门智力测验，题型和考察模式与现在的GRE考试逻辑部分高度相似。
所有通过笔试的考生，还要在贝公楼参加由司徒雷登主持的全英文面试，考生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是“如何服务中国”。
辅仁大学由著名史学家陈垣担任校长，在他的主张下，学校明确提出“国文与外国文为研究一切学问之工具”的教学原则，把“国文”设置为必修课，而且要求“各系一年级学生有国文较劣者，一律须补修一年国文课程”。
辅仁大学的国文试题，风格极为“传统”，甚至可以说是“保守”：作文经常采用《读书志不在温饱论》这类儒家思想的题目，而且要求考生必须用文言文写作。
这四所顶尖学府之间，虽然存在着激烈的“生源争夺战”，但在考试时间的安排上，却有着一种“心照不宣的默契”：各校都会提前公布招生章程，故意把考试日期错开，不让考生们顾此失彼。
这段教育探索被抗日战争打断。不过，中国人对“升学成才”“知识改变命运”的渴望从来都不会变。每年高考季，仍有大量考生和家长到孔庙、国子监“讨彩头”，希望能沾上一点“学霸气息”。
本版图文 孙文晔 李哲
华信配资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